王熙凤文化水平不高，甚至她识字的能力和范围也是有限的。例如，第四十二回，薛宝钗说：“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……”第五十五回，谈及探春，王熙凤评价道：“他虽是姑娘家，心里却事事明白，不过是言语谨慎；他又比我知书识字，更厉害一层了。”然而，虽然存在文化知识上的缺失，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王熙凤拥有健全、成熟的法律意识。我们看到，在家事处理实践中，王熙凤表现出了很强的法律思维。例如，第七回，在宁国府听到焦大醉骂，王熙凤道：“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! 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？倘或亲友知道了，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，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。”第十四回，宝玉、秦钟看到平时管理用的对牌，感到好玩，秦钟问：“你们两府里都是这牌，倘或别人私弄一个，支了银子跑了，怎样？”凤姐笑道：“依你说，都没王法了。”由此，在生活细节之处，王熙凤非常强调法律、制度的功能和作用。进一步地，在一些重大事件处理上，凤姐这种“像律师一样思考”的能力，表现得更加明显。在此，笔者试以“通奸事件”和“贾琏私娶尤二姐”为例，加以分析。

第四十四回，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，被凤姐当场捉住：

凤姐听了，气的浑身乱战，又听他俩都赞平儿，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，那酒越发涌了上来，也并不忖夺，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，一脚踢开门进去，也不容分说，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。又怕贾琏走出去，便堵着门站着骂道：“好淫妇！你偷主子汉子，还要治死主子老婆！平儿过来！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儿，多嫌着我，外面儿你哄我！”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，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，只气得干哭，骂道：“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，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！”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。

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上，一向精明的凤姐把事件的整个责任不公平地归责于鲍二家的，并把怒气错误地撒在平儿身上，而对于贾琏，她竟没有丝毫指责、更没有责打。这非常不符合凤姐留给我们的干练、泼辣形象。丈夫通奸这样的事情，依据常规思维及凤姐强势的性格，她对丈夫贾琏应该有更激烈的方式才对。那么，为什么凤姐打了奴才鲍二家的，打了自己心腹丫头平儿，而竟丝毫没有指责、撕打丈夫贾琏呢？究其原因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应该佩服凤姐的法律常识。传统社会里，“夫为妻纲，断没有夫反从妻，服妻管教的道理，犹之尊长有罪，卑幼不但没有责打的权力，就是加以指责也是逾分的行为”。（ 瞿同祖：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，第123页。）具体地，按照《大清律例》的规定：

凡妻殴夫者，但殴即坐。杖一百，夫愿离者，听；须夫自告乃坐。至折伤以上，各验其伤之轻重，加凡斗伤三等；至笃疾者，绞；死者，斩；故杀者，凌迟处死。其夫殴妻，非折伤勿论；至折伤以上，减凡人二等。须妻自告乃坐。先行审问夫妇，如愿意离异者，断罪离异；不愿离异者，验所伤应坐之罪收赎，仍听完聚；至死者，绞监候；故杀亦绞。若夫诬告妻及妻诬告妾，亦减诬罪三等。

由这则律条，我们知晓，无论何种原因，只要妻子殴打丈夫，不管有伤还是无伤，但殴即成立殴罪，都要受到法律惩罚，而且丈夫还可以因此休妻，解除两人的婚姻关系；反之，丈夫殴打妻子，只有造成伤残，法律才予以追究。且以妻子的主动告发为司法介入的前提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，只要不是折伤便无法律上的责任，假如妻不愿告官的话便是折伤也不要紧。再者，夫妻之间的殴斗，法律上完全根据尊卑相犯的原理来处理，分别加重或减轻。妻子殴打丈夫，要比照凡人加重处罚；而丈夫殴打妻子，则采取减刑主义，比照凡人之间的犯罪情况，从轻处理。由此，凤姐可以打平儿，可以打鲍二家的，这些都没什么，不会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。然而，如果她指责甚至打了丈夫贾琏，在法律层面上，就有可能被追究责任，并面临被逐出贾府、离婚的境遇。由此，我们就理解了凤姐为何唯独对事件的真正责任人贾琏这样宽容，这就是王熙凤，即便盛怒之下，也恪守了理性，恰当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，使其没有逾越法律的红线。

那么，贾母是如何评价“贾琏通奸”这件事情呢？当王熙凤失魂落魄地来求助贾母，她道：

“什么要紧的事!小孩子们年轻，馋嘴猫儿似的，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。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。都是我的不是，他多吃了两口酒，又吃起醋来。”

贾琏通奸，在贾母眼里是无足轻重的，按照她的说法，这样的事情，每个女性都会遇到，像家常便饭一样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。那么，反过来，如果我们假设，有奸情的不是贾琏，而是王熙凤，情况会是怎么样呢？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：

凡妻、妾与人通奸，而本夫于奸所，亲获奸夫奸妇，登时杀死者，勿论。若止杀死奸夫者，奸妇依和奸律断罪，当官价卖，身价入官。其妻、妾因奸同谋，杀死亲夫者，凌迟处死，奸夫处斩刑。若奸夫自杀其夫者，奸妇虽不知情，绞。”

由此条获知，通奸，对当时的男人而言，纯粹只是一项游戏；对女人而言，就须承担或杀或卖的法律责任。这样的制度面前，除了隐忍地吞下苦果，凤姐又能如何呢？

事情的结局同样耐人寻味。回到家中，凤姐仍然没有也不敢批评贾琏，指出其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对自己情感上带来的伤害，她只是自哀自怨：

“……可怜我熬的连个淫妇也不如了，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？”

而贾琏呢，堂而皇之地派人去找王子腾——凤姐的叔叔——帮他打点、处理通奸事件的善后问题。

第六十八回，尤二姐事件爆发。

与之前的通奸不同，在行为性质上讲，贾琏这一次是私自纳妾。在去见尤二姐的时候，凤姐儿的穿戴是这样的：

头上皆是素白银器，身上月白缎袄，青缎披风，白绫素裙。眉弯柳叶，高吊两梢，目横丹凤，神凝三角。俏丽若三春之桃，清洁若九秋之菊。

按照一般的逻辑，正妻去见“小三”，差不多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，穿着上尽可能地要光鲜亮丽一些，防止自己因外表成为对方嘲笑的对象。然而，凤姐并非如此，她刻意地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，甚至连饰品都是白色的。之所以如此打扮，她意在提醒尤二姐，在国孝、家孝期间同贾琏结合的违法性。这次，王熙凤巧妙地利用法律，使自己处于法律制高点的位置，从而在与尤二姐的初次对决上，取得了心理上的优势。有意思的是，即便如此，面对尤二姐，凤姐并没有像“通奸事件”中那样，抓住对方大喊大叫、进行厮打，相反，凤姐刻意低调，用谦卑的语气一再恳请尤二姐搬进大观园：

“我今来求姐姐进去和我一样同居同处， 同分同例，同侍公婆，同谏丈夫。喜则同喜，悲则同悲，情似亲妹，和比骨肉……若姐姐不随奴去，奴亦情愿在此相陪。 奴愿作妹子，每日伏侍姐姐梳头洗面。只求姐姐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，容我一席之地安身，奴死也愿意。”

且在尤二姐搬进大观园后，凤姐把她风风光光地介绍给贾母及众姊妹认识。那么，用小厮兴儿的话说，“别人是醋缸，她就是醋瓮”的王熙凤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这当然不是凤姐的本意，这体现了凤姐的聪明之处，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制度并没有给她强势作为的空间。如前所述，尤二姐的身份和鲍二家的是不一样的，和鲍二家的厮打在一起，说明王熙凤对感情和婚姻的珍视，如果和尤二姐厮打在一起，那么，她就会给人以“妒”的口实。而按照当时的法律，妻子本身无子而又妒悍不许丈夫纳妾，这是一件性质恶劣的事情，且构成丈夫休妻的理由。就像她大闹宁国府时说的，“我既不贤良，又不容男人买妾，只给我一纸休书，我即刻就走。”丈夫私娶，作为妻子的凤姐一定要表现的宽容、大度，才符合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标准。在尤二姐这件事情上，王熙凤外在展示出来的，恰是这样一种姿态。

进一步地，在计赚尤二姐进大观园的过程中，王熙凤以当时的制度为基础，向对方表明利害关系，展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，尤二姐本人的态度也是值得玩味的。就妾的家族地位而言，滋贺秀三先生认为，这“从两方面得以规定。第一方面是它没有根植于所属宗祖观念之基础，这点与妻有所不同；第二方面却是相应地在制度上作为一种家族身份而被承认，这点使之与秘密的肉体关系有所区别。”（滋贺秀三：《中国家族法原理》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444页。）例如，第五十三回，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”，参加祭祀的女眷如贾蓉之妻胡氏、凤姐、尤氏、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贾母等，均有妻的身份或地位。对她们而言，参与家族中的祭祀活动，是她们的当然权利。而作为妾，赵姨娘等人根本不具有这样的资格，是不能参加这种家族宗教活动的。就像《祝福》中鲁四老爷评价祥林嫂：“这种人……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……否则，不干不净，祖宗是不吃的。”这即是妾“没有根植于所属宗祖观念之基础”的表现；而第二十一、第四十四回，贾琏与多姑娘、鲍二家的通奸，在性质上讲，这属于“秘密的肉体关系”，是不被制度、家族认可的。而与之相比，妾却是相应地在制度上作为一种家族身份而被承认。为了说服尤二姐，在这一方面，王熙凤巧妙地给了对方足够多的暗示，王熙凤道：

你我姐妹同居同处，彼此合心合意的谏劝二爷，谨慎世务，保养身子，这才是大礼呢。要是妹妹在外头，我在里头，妹妹白想想，我心里怎么过的去呢？再者叫外人听着，不但我的名声不好听，就是妹妹的名儿也不雅。

这里，在强调了所谓“大礼”后，王熙凤的落脚点在“妹妹的名儿也不雅”，那么，王熙凤为何这么说呢？我们知道，尤二姐自嫁给贾琏，虽在外居住，但“持家勤慎”，其言谈行事，非常规矩，名声怎么就会因此“不雅”呢？事实上，王熙凤这是在暗示尤二姐，若不进贾府，选择继续在外面居住，那么，她和贾琏的关系，就非常接近于一种“秘密的肉体关系”，无疑，这句话是点中了尤二姐“死穴”的。由此，尤二姐选择进贾府，并不一定就表明她糊涂或者低估了王熙凤的厉害，而恰恰说明她也是有着某种追求的，在内心里，她期望获得家族认可，成为家族的一员，从而名正言顺地做贾琏的妾。她应该清楚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走进贾府。否则，继续待在外面，畏缩于一隅，不见天日，尽管这样不用担心王熙凤，但是，如同王熙凤所言，这样一来，她的名声就会“不雅”，她同贾琏的关系和鲍二家的这种“秘密的肉体关系”就没有分别。这是尤二姐不愿意见到的。因此，第六十八回介绍，在与凤姐会面之前，“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”。

与之相应地，在骗尤二姐进大观园的同时，凤姐还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场官司。她通过来旺指使张华状告贾琏：“国孝家孝之中，背旨瞒亲，杖财倚势，强逼退亲，停妻再娶”等语；令张华只管去闹，“若闹大了，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服的。”继而大闹宁国府，理直气壮地指责贾珍、尤氏、贾蓉等：

“国孝家孝两层在身，就把人送了来”；

“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。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”；

“这事原是爷做的太急了。国孝一层罪，家孝一层罪，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，停妻再娶一层罪……”

贾琏私娶尤二姐时，贾敬刚去世不久，且当时朝廷里薨了一个老太妃，按照制度，在特定期间，是不能释服从吉的。由此，王熙凤罗列的这些罪名基本上都是成立的。可问题是，为什么她暗中指使张华去告，而自己不去提起诉讼呢？这里，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女性的诉讼地位。清律规定：

“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、父母者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”

意思很明确，法律否定妻子对丈夫的诉权。如果妻子状告自己的丈夫或丈夫的长辈，就要承担“杖一百，徒三年”的法律责任。“自来的伦理和法律的观念认为卑幼告尊长是干名犯义的行为，皆当予以社会的法律的制裁，妻告夫亦为干名犯义，与卑幼告尊长同样治罪。”（瞿同祖：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，第123页。）即便不考虑家族、家庭的和谐、个人的名声，仅是考虑到要承担的法律后果，凤姐还可能亲自起诉吗？

红楼世界里，王熙凤是个十分聪明的女性，第四十五回，李纨称她“真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”，她也是在与丈夫的相处中表现的最强势的女性。第二回，冷子兴言道：“谁知（贾琏）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，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，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”，第六十五回，兴儿形容 “（王熙凤）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没人敢拦他”。上述两个例子不但说明了王熙凤家事处理中的法律意识，也生动地展示了贾琏和王熙凤之间的权力格局。在那样一个年代，王熙凤展现出的这份法律思维，更多的是无奈之举，同时，由于缺少了制度性支持，王熙凤的强势其实是虚幻的，而非实质意义的，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家庭中男尊女卑的基本局面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）